九弟：

我都正常。勿牵挂。

来信问及张姓家族的事情，为难到我。一则，你当然会问，了解你的生身背景。二则，你当然只能问我，因为你和我一样是被送出张家门第的。三则，除了我，死的死了无处问；还在的、你愿意交往的唯一有我，你害怕万一我也死了，你连最根本的事也无知，情牵到你死，你说“那样，去路清楚，来路不明，心不甘”。但是，勾起我来回忆些往事，这倒也罢，难为在我是很不愿意为此用笔墨费时间再废情纠缠的。

我写博客，清理自己，免不了要些到我的出生，这就必须然得提到张家。《剪得断，理不乱》是一篇，混着写的。《志忠，我哥》是专一写六哥的。此外，有时会在谈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你知道，我是这样称谓我的养父母的——时，不得不提起时，一笔带过。因为回你的问题，我查了一下，那两篇2 007年2月1 日同一天上传的，是在写了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少小家居、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老师、朋友、邻居、我的父亲家族、我的母亲家族、我的伯父、我的奶娘之后，上传排序已经到第395、第396了，才关到他们的。当时知道，以后还写的话，我也只写六哥志忠了。

没想到你又让我不得不再说。我不记得自己在那两篇里写过什么，下面我写的，不知有多少是没写过的，重复是肯定的——我不想再看那些。

祖父。我见过他的半身遗像，半张 A4 纸大小，加底边和相框，有 A4 的尺寸。他，清瘦，唇上嘴下留胡须，基本是黑的，白的不多，看那神态，应该不到七十岁的，戴六合帽——也就是俗语的“瓜皮帽”，着清人男式对襟衣衫。生父没有告诉我祖父的名字，说了他卖油条为生。因为不识字，凡有赊帐的，他用裁缝划布的粉饼在门板上画一小横，有的人会乘他不在时偷偷地抹去。

祖母。生父没有提到她，也未见过她的遗像。

祖父是独子。

生父。生父是祖父的独子。就我所见，他的名有三种写法。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填表“社会关系”里写的是“礼秉”。六六在给我讲生父名字时边讲边写的是“礼敏”，还说他的儿子取名“建敏”的意思是他的养父福建建宁人，“敏”是有生父的血脉。生父他自己给我写信，落款写的是“礼炳”。我的父亲或年久记错，志忠哥不至于无理如此，那么，我想，有没有可能这三个名字生父都用过呢。

1949年前，这样一人多名的现象很普遍。生父的出生、曾经在民国时期从事乡镇盐务的职业生涯、解放后的人口普查时变更确定，可能是此来由。

我第一次见到生父，是1968年，我已经22岁，结婚有小孩了。他应该有将近七十的人了。不在家住，也极少回家。有事就由七七模仁哥或七嫂凤仪姐去他做工的地方。

他在得贵巷口路边——也就是现在的邮政公寓拱牌立起的那方位边——的一家街道印刷厂当门卫。日夜都在，自己煮，自己吃。我在那里和他睡过一个晚上。冬天。一张双人床铺，两张长凳，上面是木板，再上面是草垫，再上面是草席，再上面是被子，床铺两头没有靠背，罩着很旧的四方蚊帐。那住地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个棚，低矮，床前堆码起半人高的一摞一摞裁好已经印刷好的准备装订的纸张，或者是白纸。那一夜，我向生父要来了他手里使用的装烟丝的小陶罐和他已经不再使用的两面砚台。

那小陶罐已经破裂，南瓜形状，盖子完好。罐体里外都上了釉的，里白，外深褐，而呈瓜蒂状，铁灰色，有一小片叶儿是草绿的。

两面砚台，一面的正方形的铜砚盒，内里应该存放过饱满墨汁的棉花已经没有了，洗得干净的，许久不用，壁里已生出了铜锈的绿色。另一方是带盖的石板砚台，也是洗得干净，一点儿墨斑不留的。两面砚台的盖子上，都刻有字画。迄今，我也不曾认真看过那文字写的什么，画面还有印象，铜的刻的是细竹，石的刻的是代茅屋的山水。

那一夜，我问过许多，生父也讲了许多，能记得的，只剩祖父卖油条和大哥可钦大嫂的事。

大嫂林孝蕴，生父说过，生母也说过。

关于生母，生父没有多说。只说了她胡氏，名桂娥。

至于为什么他那样的年纪还在外做工，生父只说：“囝啊，汝不知哦，人啦，今日在，明日在，明日还不不知在也不在，总应是自己能独立的就自在，不给添麻烦。再说，跟你妈说蔑来。”

于今想到我个性中的宁可孤独，不受牵制，特立独行，受不得一丁点眼色，似乎有着生父的基因遗传。

生父四十岁时的影像我见过，保留有一张他的二寸的证件照，硕大的圆圆的光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单眼皮，一丝的微笑和一种看得出说不来的威芒，尽在他的富态得志的神情里。我一点也不像他的当年。

然而最近，我愈发觉得自己从脸型到眼神都像老年双眼皮后的生父。只是我比较他显得愉快，没有他的忧郁，也比他笑容，没有他的无奈。

我见到生父那年，他脸面上已经有许多老年斑，手背上更多。我现在手背上也比我的同龄人多。他上学不多，却一辈子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这些，在我这一代他的男儿，个个都如是，因为不在同一家境下成长，却无一子不是，所以，足见他的基因的遗传。

晚年的生父头上的头发短得不能再短，稀疏。应该是工厂不再雇佣他了，他才不得不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破落的琼河新村九座的那一间“家”。终于，生父的床插在生母的床尾，生过一十一胎子女的二老，到死却既不成对头，也不同语，而是木工的拐尺！

生父的死，我送了葬。我 2007 年的文字已有过程的记述。生母的死，我也是在同篇写过了。

生母矮，应该不到一米六。到我认代她时，她已满脸皱纹，花白的头发。

从长像来看同时见过我和生母的人，都说我是最像她的。1968年我22岁，在照相馆拍过一张照片，简直就是生母年青时的一模一样。双眼皮、眼窝凹陷、眼神、脸型、嘴、微笑，几几乎可以完全重叠。尤其听她话语时的手势，我当时很感觉在印度电影里见过这样的面容和形态，迄今也还有时会怀疑生母的血统是否有过印度人种的关系。

生母应该是上过旧时学堂的，识得字的。她的口语有个特点，每有提及他人，不用“他”，也不用方言的“伊”，而是“伊人”。这留给我的印象是强烈的深刻的文化的刺激。例如，她会这样说起老大可钦：“伊人真没闲。一礼拜就约自己的爸奶见一次面，事讲完，伊人问‘还有什么吗？’没，就走了，下礼拜再见。”这应该说的是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之前张家人都还在台北，未回大陆时的事。又例如，她会这样说起七七：“伊人模仁哥，哪有闲的时候，真忙，一天到晚在外面，这个叫，那个叫的。”这话里，有着她对张家实际生活着的她的最小儿子的能力的赞扬和欣赏。

听说生母很会步行。六七十岁的老人，独自可以从城里走去南台，然后再走回来。那年，我结核病开刀，住南台的市二医院，她突然到来，塞给我一百元钱。我送她在走道的尽头，那里有扇开启的木窗，她的银发上有一轮夕阳。

我二十二三岁时跟生母同睡过二三个夜晚。问起我是卖出去的，还是给出去的。她说：“我哪是卖的。三嫂伊人生了三胎男的，都死了，知我有身孕，托了人，讲如果是男的，伊人想抱去。这样，伊人才给了一鬈线面，哪里是卖的！”我虽然没申辩，但依照我对我的母亲历来的为人礼节，我是绝对不相信我的母亲没有给出银元的，一定是有一包的线面、一只鸡、一箩鸡蛋，几些大洋的。我的母亲在只有的大事上，断然是不会失礼无知不讲体统没有情理的。

我问我几月几日几时生的，生母是按每个孩子相隔两个生肖，“伊人模仁哥属马，隔羊和猴，依达你属鸡。几月？冷天。几点，生了那么多，我哪里还几得，好像是天清清光吧。”

我是很相信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告诉我的，我属鸡，十二月初七的生日。至于几点，我没问过，怕难为。

我自己后来述到八字，皆以生母所说的“冷天”的“天清清光”，推测为卯时。

予我生命者，令我悲欢交集。

今次就写到这里。祖上的写了祖父、祖母和生父、生母的事。

都是些杂事。

我心情不很好。

看哪天，我再继续来写我的哥姐吧。

问好阿琴。

三哥

2009-07-03  再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