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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友人尾濑次郎从奈良打电话来，问：“请教一下先生，‘鲁迅滚出教科书’是什么意思？‘滚’字的使用，只是口头语，或者并不一定是‘讨厌’的意思？”

我支支吾吾回说：“具体怎么回事，请让我了解清楚，下星期三上午东京时间十点，回您的话，好吗？”

“那真要谢谢先生了。”

我的实情却是：也就不记得前十天半个月的哪一天，谁转来一则微信“鲁迅终于滚出了教科书”。有过印象，但具体怎么样，直到现在查到有关这事发生的时间，是早在 2009 年的 9 月。我这才晓得网络上都热闹过五六年之久了！

即使不去看内容，光猜也猜得到的，无非就是：中国大陆《语文》教科书原先有的鲁迅先生文章全部清除了。

至于“滚”，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好玩的情绪，吸引别人眼球的字，而对于又一些人而言，则是激愤的态度，喷吐的痰。

这里“滚”之其中的种种——对历史的、文学的、鲁迅精神的、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及其终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族的崇尚及其竟然的唾弃……所有的复杂，我都能有所感知，也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聊给周围至亲许许多多，包括删除鲁迅的所有文章，明明白白就是奴化国民要从小抓起，目的在于使国民没有魂魄，没有脊梁骨，只能依附此独党，此党才更稳固独裁专政家天下，将一切权力、财富、资源完全归其权贵团伙。

但怎么样向尾濑先生表述，却犯难。倒不是因为他是日本人，也不是我“必须要”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而是我自己心领神会的种种，确是无法明白、无法清楚、无法详细去什么，去讲清，去道理。

日本人普遍认真的很，尤其老学者们一旦做起学问，那可是刨根问底甚至死不足惜。与其我达不到这些，不如找几篇不同论说的严肃文章发给他，由他判断去。

尾濑先生阅读中文汉字文章的能力，有时比我还老道。

我可以这样中庸地做吧！

只是很久很久——差不多有二三十年了，没再完整读过一篇鲁迅先生作品的我，却由此有了以下的回忆。

我这年纪的人，《语文》教科书里鲁迅先生的文章，即使记出来也难免有遗漏，能记起的还是不少。

小学时的《一件小事》、《闰土》。

初中时的《社戏》、《藤野先生》、《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高中时的《祝福》、《纪念刘和珍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孔乙己》、《呐喊》、《为了忘却的记念》、《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人生识字糊涂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狂人日记》、《阿Q正传》。

其中，初二上《社戏》那年，正值大跃进时期，学校推行“电化教学”，老师课前叫我和另一位同学，在晚自习时间去到一个小房间，给教务处买回来的单线条连环画幻灯片上色，也就是“把黑白片变成彩色片”。那一套片片有三十来张。这事发生在武昌的昙华林，武汉大学附中。

其中，高中老师在讲《人生识字糊涂始》的写作背景时，说它是《且介亭》杂文集里的一篇，又说“且介”二字是将“租界”二字各拿掉偏旁“禾”、部首的“田”，以示鲁迅先生住在上海闸北帝国越界筑路的“半租界”。这印象特别深——从此，我才晓得汉字可以这么弄的。

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载有许多褒扬鲁迅“精神的”、“骨头的”、“脊梁的”。鲁迅的形象被革命标榜到最大化。书店里鲁迅著作在文学类占最大部分。我陆陆续续总共买过其中14 种的单集和 1 本落单的《鲁迅全集 · 17（卷） 》。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看过电影《祝福》，夏衍改编剧本，桑弧导演，白杨、魏鹤龄主演。

1982 年，单位工会发电影票，集体去看《阿Q 正传》，陈白尘改编的剧本，岑范导演，严顺开主演。后有林同事问我感想，回他话：“阿Q 是精神，把精神的阿 Q 具体成一个有形象的人，本身不但荒谬了小说区别于电影戏剧的功能，剥夺了读者阅读时的二次创作，更由于阿Q 成了个人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鲁迅思想的深刻度和广泛性。”

1983 年酷暑的某天，下了班后的傍晚——具体时间，如果我查看备忘录，应该可以准确的——在福州解放大桥台江这头的新华书店前，路遇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某编辑，他说手头上正在审一本评论鲁迅的集子，问我：“对鲁迅，你怎么看？”

那年虽然我三十七八，邮电单位“以工代干”的，但凭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脑子已经不惑的我行我素，说了这么一大通实话：“鲁迅文学意义的作品，像散文的《一件小事》、《闰土》、《社戏》、《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小说的《祝福》、《孔乙己》，超越他的作家就太多了，即使《狂人日记》，哪怕《阿Q正传》，与他同时代的人，也不乏椽笔。鲁迅的出名，多亏了毛主席需要他，借他打国民党。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他既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任官职，领大把的银元俸禄，又尽管肆无忌惮地恨骂国民党政府。尤其中国沦陷时期，他还在骂政府，骂国民，而从来没骂过日本鬼子！骂人谁不会！批判的文章，红卫兵大气磅礴讨伐的不计其数；再尖刻的，也都会有超过他的人。所以，事实上的鲁迅，并没有人们感觉起来的那么了不起！”

对方眼睛看在别处，显然不屑于我这个小了他至少一轮半的“什么东西”，哈哈之后：“你大错特错了！鲁迅是我们的民族魂，是我们的脊梁骨！”他骑车疾去。

我也骑车，悠悠地想像——他如果穿的不是短袖，而是长袖，那拂袖一定别扭……

2009 年12 月8 日，我行旅到绍兴，在鲁迅纪念馆参观先生的遗物：手稿、出版物、图片、文具。

墙上挂的出殡图片相当强烈：社会名流和热血青年、平民百姓集合成的队伍，潮水般浩浩荡荡；棺木上覆盖着又长又大的白布单，上面墨写有硕大的“民族魂”三个字。

楼上楼下展厅堂面各竖一尊先生的雕像，伟岸、壮大、坚毅、顽强。

玻璃展橱里有一具日本人奥田杏花当年按先生遗容， 1 ： 1 模拓的石膏脸面，真实的，瘦弱的，病态的。

以上之后，再就是在网上看过这么一则往事：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 年，7 月 7 日那天，毛主席邀请了部分文化教育和艺术界的名人、民主人士座谈。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罗稷南先生有感于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批判，请问毛：“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是怎样？”毛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1965 年暑假，罗将这件事亲口告诉了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贺圣谟先生。1996 年10 月24 日，贺亲口将这件事转告给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2001 年周海婴先生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舆论一时大哗，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发出质疑和批评，认为毛主席不会说这样的话，甚至判定这是在诋毁毛主席。贺不得不四处找证人，可惜大多作古，好不容易在当时记者抓拍的在场者照片里，认出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女士，终于在上海联系到了她。黄后来撰文作证，毛确实讲过这话。

我当时看罢，有三点心得：第一，觉得毛说的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含糊其词，一点也不躲闪，完全符合独党之尊、一国之主的霸气。第二，觉得鲁迅真没什么了不起，毛连手指头都不用摁，他就死定了。第三，蒋介石不是毛泽东。

从那以后，直到尾濑先生问之，我才独自静静地想想——民族魂现在飘忽到哪里了；静静地想想——被抽掉脊梁骨的人，样子会不会塌地死心。

至于，中国大陆的教材将鲁迅先生的文章全部扫地出门，在我看来。《一件小事》、《闰土》、《社戏》、《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保留下来，也不至于掐断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命脉。

问题在于：有了之后，怎么介绍作者？

201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