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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思甜，在延安时期就是政宣运动的一种极其重要、收效立竿见影的形式、办法、手段。那时忆的“苦”在于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做牛做马的劳苦；思的是因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有吃有穿，成立苏维埃政权的甘甜。

六十年代初蔡亮、张自薿合作的油画被印刷成年画，南平邮电局发给职工每人一张，我的父亲把它用图钉摁在床边墙上。

在饥饿的过年增岁里，家徒四壁的空间，各户各家陡然有了点暖和。

文革期间，以清理阶级队伍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 1969 年春节，人们尚不知队伍结束在即。革命委员会在军代表的领导下，组织食堂搞了一餐“忆苦思甜”的年夜饭：红薯叶煮粥。虽然大家心照不宣，可我内心明白，这比我在 1960 年吃野菜泡盐巴水不知道要好多少。

苦吗？苦，不是食的苦，而是思想被整得苦不堪言。

甜吗？没谁笑得起来。

现今大过年的，到处听到的是“没了年味”。

我就琢磨着寻思：什么是“年味”？咋地没了？

思前想后七十余年，居然这么以为找着了：年味，不是吃的“味”，不是嗅的味，而是滋到心里的，得由着灵性去感受的滋味。

譬如说吧，得亲自动手。

做年糕得买米、磨浆、挤压、揉搓、兑糖、上篜、炊火。

缝新衣得买布、量体、剪裁、穿针、引线、缝制、钉扣。

大扫除得捆帚、除尘、清理、擦窗、抹桌、洗被、晒褥。

这里面，能省则省，比方说：旧衣翻个面，把大人穿破的那块剪掉，拼合起来，把大的改小；把哥哥姐姐的退下给弟弟妹妹穿。

所以，仅就这点作为而言，福州人从前说“过年”，指的是“年已经过去了”，而年前的则说“做年”，表示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区别是很有见地的。

此类似皆常理所在，人伦传承，气息贯通。

这里的气息，就是“味”。这里的常理，就能滋养长幼，就能滋养亲情。

母亲抱婴儿在怀，哺之以乳，时有低头察看，其中便有呼出的鼻息送给婴儿吸入。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将此亲情传递，作为母乳喂养的重大功能之一。

父亲怀抱婴幼儿，同样有长期日常与子女息息相关的时间。英国科学家对此功能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女儿在选择配偶时，会更快更直接确定其对象的体味与自己父亲的一致性。

我由此推导出，人们现今普遍深感确少“年味”的第一使然就是：万物皆买了来，缺失了传承的自然环节。

即使是压岁钱，也不再是父母自己的辛苦赚取来给予子女的幸福，不再是客人的礼遇和祝愿，而是“必须”和“应该”。

我们那年代，父母给一角钱，可以夹在课本里一年一年又一年。是为珍贵和爱惜。

珍惜什么？珍惜亲爱。

只要父母叹息声“家里没钱了”，我们首先就会把压岁钱拿出来：“妈！都给你！”

父母会为这么一句幼稚之语，而感觉欣慰。

连杯水车薪的都不是的滴水，却透析着太阳的恩泽。

现今，三岁大的小屁孩就已经晓得：“钱是我的！给我！我的钱！”八岁就会说：“你上回借我的钱还没还啊！”

什么年代听什么话，是什么滋味！

别说“话”有大差异，就是画，也另外了去：2016 年，在北京，参观中国美术馆馆藏展，我看到蔡亮 1976 年的仿制品，标着“创作”。觉出政宣的味太不老实。

回头再说“年味”，前几天上了趟附近的一家大超市。里面，绝对绝对绝对的大多数是头发花白的男男女女，通过拥挤把喧嚣填充了全场空了一半的货架！

抬头见一张张“全场 4.5 折”的广告，再看，连拖鞋柜前的地面，都一片狼藉，罐头柜上也荡然无存，可知，这经济的人心！

经济，就是民生。民生就是经济。民生与经济之间的就是金钱，买卖，人心。

因此，我还有什么必要要去寻思什么“年味”吗？

想想物质曾经严重匮乏的年代，那年代是困苦的、贫苦的，但亲情的心灵，还有着弥足珍贵的清甜。

如今眼前的丰富是甜的，很甜，是糖精的那种是甜，不是那种甜的甜。

2017-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