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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者波清

1964年7月，终结了高中学业的我，在9月初从武昌回到南平。9月28日随我的母亲去了一趟福州，到小岭巷的供应处找慧波。      正在小院里站着谈话的其中一个人，听传达室的同志说，有南平仓库奇樑的家属找，就很快交代了什么，然后转身迎着我们走来。      他邀我们到就近的会议室坐下。      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完全不会说普通话。寒暄中，我知道这个人就是慧波。慧波倾听完我母亲的来意后，用过得去的福州方言对我母亲先作了安慰。接着，他用普通话招呼我，问了二三句什么。再又转向我的母亲，还是用他的福州话说，你们可以先回去，我会尽可能帮助。又用普通话对我说“横竖问题总有个解决的办法”。      我的母亲说了真心谢谢的话。慧波说，不用客气，员工家属的问题也是我们的事情。慧波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      这次见面前后不到十五分钟，慧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中等身高，瘦而微驼，戴眼镜，中山装，三十多岁，处长。      “处长”是什么官阶，别说我母亲不知道，就连我父亲也不知道。我刚从学校出来，更是不知道。但我们都知道，慧波是管事的官。      到12月，没有慧波的消息。我几次催促我的父亲电话去问问。我的父亲总是两句话“慧波说可以就是可以，不要去催”，“慧波帮了那么多人的，我的事他会帮的”。我的母亲帮我父亲的腔，也总是两句话 “慧波人真好的”， “慧波说话很算数的”。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12月13日，父亲中午回家吃饭时对我说：“慧波今天电话里跟我说，反正你小孩现在没什么事做，可以叫他先到仓库去帮帮忙，做点事，也是个学习。”我的母亲很是得意：“跟你说了的嘛，慧波这个人，说话就是很算数的。我过去到福州看病，慧波的内人在省立医院，都是肯帮的啦！”我想，能有个魂魄安定的所在，即使没有报酬，也无所谓，第二天就去了普安堂。      在普安堂仓库，我白天跟我的父亲学收料、发料、验收线路用的木担、跑火车站跑码头联系运输、盘点、做材料帐，晚上就在普安堂里守夜，看看书，写写信，写写日记，睡觉。时间过得有序，精神也还充实。      翌年3月24日，长乐县的供应员来南平调拨木担，带来一条消息，说是公司业务科的同志，慧波和书记都很满意我的工作。还说，我的工作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3月29日，储运科科长检查邵武仓库后，来南平仓库察看。他检查了我做的材料帐，说做得很好，并希望我学习政治，钻研业务，以后有可能就去公司学习。      5月24日公司通知我的父亲去一趟福州。      6月7日我的父亲回到南平，说慧波叫我去福州学习，还特别交代我：“你见到慧波要称呼人家‘陈处长’啊！”      6月10日我去到公司，传达室的同志带我到领导办公室。办公室里三张办公桌，只有陈处长一个人在。陈处长一见我，就站了起来：“欢迎啊！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然后，将我带到外一间，将我介绍给了综合管理科的同志：“你的学习，我已经交代好了，请综管科的同志来具体安排。现在福州的各个仓库，正在进行‘五五化’科学管理，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然后，又将我带下楼，到储运科，科里只有一位同志，是仓管组组长，陈处长将我介绍给了他，让他先帮我安顿好生活，然后对我说过“你才来，有什么不懂的，多看，多想，多问。大家都会帮你”，这才自己转身又去了他的办公室。      7月9日中午，人事干部叫我到领导办公室，陈处长、书记、副处长都在。陈处长说：“你工作的手续，六月初已经正式得到上级的同意，今天正式的文件下来了。这样，你的实习期正式开始，一年后转正。”书记、副处长和人事干部也分别表示了欢迎，提出了希望。      7月10日，我领到第一次工资24元。      9月5日，结束这次学习。      如果说，在福州的三个月学习，除工作以外有什么最特别的感受，那就是——除当面称之，在背后言谈其人时，没什么人谓之“陈处长”，也没有人直道“陈慧波”，而是说“慧波”。在背后言谈其人时，没什么人说慧波的一点不是，有口皆碑慧波为人之好，能力之好，处事之好。      回到南平。从我的父亲那里，我才知道陈处长所说的“终于可以见面了”有着深层的意思。所谓的“手续”，包括两个部分——我父亲的提前退休，我的参加工作；所谓的“上级”，包括两个大单位——省劳动局、省行业管理局。因为人员的编制是固定的，一个不能多，所以在没有空缺的情况下，陈处长不是叫人事干部去跑，而是自己多次去和“上级”谈，提出了“顶补”的办法，即退一补一，父退子补，以新替旧。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个政策让大量的老职工提前退休，让自己的知青子女 “补员”上岗，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我的1965年“顶补”，不知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人，却实在是福建省的第一人。陈慧波处长是这个办法的创造者。

慧波的创造性最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1980年福建邮电与日本富士通正式签定引进程控电话交换机合同，从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使省内12个县市和省外34个县市实现了长途电话直拨。这是我国邮电部门首次引进规模最大的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为推动全国电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并积累了新鲜而又宝贵的经验。中国电信的福建《电信史话》记载此事“在我国通信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轰动效应和示范引导效应”，由此“我国邮电通信技术进入与世界同步的大发展时期。”慧波是此项目的首倡者，是走出去引进来的探路先锋，是艰难商务谈判的首领之一，是电信历史引力者之一。      当然，如果人人都知道慧波会有引力电信历史的这么一天，那么，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陈慧波”的人们，一定不会说得他一无是处，不会逼他戴字纸篓糊成的高帽，不会给他的脖子上挂大木牌，不会反扳他的双手让他“做飞机”，不会摔他的耳光。      1966年前，慧波才三十多岁就已经是供应处的处长；公司成立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顺理成章慧波是经理，是这个单位当权派的最重要成员。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小岭巷的风云骤变，将陈慧波推成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属趋炎附势。这应该是他本人始料可及的。      公司四十几个员工不久就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 两派。当然自己是不会说自己是“保皇”的。这个单位的“保皇”割别人的是命，而不是造反。      我是“造反派”的要员，在文革初期，就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陈慧波的“以钢为纲”，大意是应该以阶级斗争为纲，才可以纲举目张，怎么能以钢铁来作为纲举目张的“纲”呢！后来，又由我们这个派推选，代表我们这个派到领导办公室，向陈慧波宣布夺权。      没有多久，全国的“造反派”倒了，“保皇派”将 “走资派”与“造反派”捆绑在一起批斗。我的被斗是十五天，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慧波的被斗、被作为“牛鬼蛇神”关“牛棚”起码是六百五十天。      就我所记，在小岭巷的批斗中，这个单位的“保皇派”逼陈慧波戴高帽，给他挂大木牌，游街示众，没有一件事情关系到陈慧波在思想上的问题、路线上的问题、业务上的问题、人事的问题。全部的问题集中在陈慧波的一个核心上——陈慧波伪造个人历史。证据是：一、陈慧波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伪县长，陈慧波却在自己的交代中说受后母的虐待，“到街上卖油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二、陈慧波在自己的交代中说他自己是永安人，书只念到高中，怎么会去厦门大学参加地下党进行革命——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于是，“叛徒”、“特务”、“奸细”、“走资派”、“阶级界己分子”的罪名，符合着文化大革命逻辑地套在了陈慧波的身心。      那么，为什么会扳陈慧波 “做飞机”呢？因为陈慧波说一不二，决不翻改。在会议室，那一天，大家亲眼看见一个女的冲出坐位，摔陈慧波的耳光。几乎是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住了，包括绝大多数的“保皇派”成员。我说“几乎”，是因为另有一女三男不断振臂高呼“打倒陈慧波！”      陈慧波目光振作，一脸通红，一头正直，一身挺起，一尊庄严。      后来，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牛鬼蛇神”集中关到品园的“牛棚”。所有的“造反派”也集中到那里“斗私批修”。品园由“军代表”和割人命的一群中坚分子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期间，因为类别不同，我只有在集体排队时会看见陈慧波和其他单位部门的“牛鬼蛇神”站在一起——陈慧波，中等身高，更瘦更驼，戴眼镜，中山装。有人说     慧波被打得脑震荡了。      1969年10月18日我下放南平大凤，17日离开品园，没有看到陈慧波。

1973年底，从白沙孔原五七干校“遣返”回原单位的我，见到慧波，他已经“被解放”，从永安县的小陶镇“下放”后，回来继续领导这个单位。因为南平仓库已经撤消，公司安排我去了闽北邵武的仓库，慧波同意接收我的户口，落在公司。      1976年初夏，我被调回公司，见到慧波！      我之所以能够调回，又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去找过已经官复原位的慧波！至于这其中的周折，我的父母在世时没有详说。但有一细节极端先决——我的户口在福州。      回到公司，我看见一些新人物，更看见许多熟面孔。在六十多个人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文革中曾经把慧波说得一无是处的，也有逼慧波戴高帽的，也有给慧波挂牌的，也有扳慧波 “做飞机”的，还有摔慧波的耳光的。全体人尽其才，各就各位。慧波依然中等身高，瘦而微驼，戴眼镜，中山装，处长。      后来，时间长了，我才知道无论既往，全公司每一个人都得到过慧波亲自关怀与直接帮助。其中，由慧波直接参与或多次指示解决子女就业、个人工作、家庭困难等等问题的，就有过半。就象我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一样，这一大批当事人，可能连自己也不清楚慧波为各个所周遭的种种困难。      慧波这个人是从来不谈助人之事的，即使鼎力，也不过是在人家道几声“谢”时，淡淡一笑道：“横竖问题总有个解决的办法”。      1979年底，管理局成立科学研究所和技术引进办公室，慧波调离供应处和公司，同时担任所长、主任。此后七年，由于在技术引进中取得非凡成就，成为国内业界著名的技术引进专家。事业登峰。      1984年底到1985年初，因为我的决意离开，管理局方面颇有争议。有关人事上层征求我的老领导慧波的意见，慧波态度鲜明，认为我的志趣值得发挥，人物争议看其长短主次，“放”比“卡”有利于其本人，有利于社会，何乐而不为。1985年4月我如愿。

1991年，我参加“中国国情-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永安调查课题组，随近十名科研工作者10月入点，做各自的分专题调查研究工作。1993年6月书出。后来，我登门拜访了慧波，将有关其家乡的这一权威出版社的册卷呈送慧波。      我特别禀报了自己在永安查阅《永安县志》和民国资料时，曾经看到有关其父亲的真实的历史记载。现在我能记得的大意是：1949年出任县长，此前是永安某学校的校长。因民国趋势崩溃，故有意以其名望支撑。因1950年1月永安解放，所以成了民国最后的一任永安县县长。其人实属文儒，绝非政客，所“客”之政，好象前后不到一年。      慧波听我汇报，很是开怀：“历史的真伪自有公道”。说罢，一转话题，从书架上找来几本刊发着其诗词的《福建诗词》、《秋实集》、《八闽当代诗词》。      慧波爱好格律，造诣诗词，功力非常，我是在七十年代就已耳闻目睹的。其诗绝句无多典故，挺立哲理，却坐禅须参。信手《观棋有感》：           “功败垂成一著间，先几坐昧竟殊观。           莫矜左右逢源势，转瞬翻教进退难。”      其七律平仄自如，对仗工整，力能翻江，却喷薄气宇。翻来《劫后重谒岳坟》为例：           “精忠报国千秋著，毁誉从来有伪真。           百世流芳芳自在，万年遗臭臭难湮。           山河收拾阳穿雾，天阙恩濡月与云。           激烈壮怀抒正气，仰天长啸唳纵横。”      慧波的词尤其出彩，上阙写事，小处工笔，大局写意，如画如图；下阙抒情，思想行书，道理正楷，似学似问。我特别喜欢《沁园春-观赏榕树兼怀林祥谦烈士》：      “兀立南疆，盘根错节，永世垂青。偌庞然神，无比遒劲；撑天盖地，无比峥嵘。枝如龙爪，叶若龙鳞，干化龙身，似待风云向上腾。从罔惧，那狂风疾雨，傲对强凌。祥谦一代雄英，互辉映，铮铮铁骨撑。憾世风日下，群迷香艳；三山踏遍，此木零丁。时代方红，需多俊杰，望籽粘泥勃勃生。百年后，眺浓阴处处，翠魄长矜。”      此后许多年，我在外，联系慧波极少。好在偶有老同事找我，说到往事必提及慧波，我才有所知。就我不完全的所知：      慧波虽1988年离休了，却因其有高级经济师职称、是物资供应的资深专家和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的丰富亲历者而身兼数要职：受聘在《引进与咨询》杂志社，担任副主编，受聘在南洋信息技术公司和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受聘在福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外贸专业学生开讲《技术引进》课程；受聘在省老年大学经济学会，担任名誉理事。前前后后还受聘在杭州、西安、九江、桂林、承德等邮电局，担任确有要事咨询的顾问。慧波除诗词，楹联，更有书法。皆可在网上搜索到其人其事其文论，其诗其词其墨宝。      因工作的关系，我认识的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干部近百，却仅有这么一位是厅级干部，被老部下几十年不变称为“处长”的，也仅有这么一位人们谈其事论其人时，没什么人谓其官衔的，也没有人连名带姓直道其三个字的，如老友如知交如亲戚如家人而只说其名的。这位就是生年1926，今岁八十有一，健健朗朗、豁豁达达的慧波。      因为后来我也兼职做企业管理，遇事对人也还得心应手，细心追溯，皆出于几十年前的慧波——耳熟能详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具体方略，尽人皆知的“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还有慧波的始终如一的秉公无私，任人唯贤，言必有信。再就是“横竖问题总有个解决的办法”。      人到一定的年纪，才有感恩载德的意识。感激他人给予的恩情，运载到自己的德行中。这是我对“感恩载德”的理解。      慧波是“慧”者，聪明在于意气风发的高瞻与远瞩，聪明在于行云流水的勇气与胆识，聪明在于出类拔萃的精明与务实。      慧波的“波”清，清明在利国利民于中与外，清明在实事求是的培养与用人，清明在集体主义文史可见，清明在瘦而微驼干干净净。                             2007-02-15 （重感冒已康复）   【附录】      中国电信的福建《电信史话》：“1980年12月24日，福建省邮电管理局与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正式签定引进《F150程控电话交换机合同》，为福州电信局引进市内电话交换系统1万门、长途交换600线。使省内12个县市和省外34个县市实现了长途电话直拨。这是我国邮电部门首次引进规模最大的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为推动全国电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并积累了新鲜而又宝贵的经验。由此，不仅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和肯定，同时还在我国通信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引导效应。这个效应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福建电信人发展通信的勇气与胆识令人赞叹。一个经济落后，资金严重缺乏，人才相对较少的省份，率先在全国引进开通当时规模容量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电话通信系统，充分体现出福建电信人的勇气与胆识。二是福建电信人的精明与务实精神令人刮目。通过艰难的谈判，整个引进工程富士通提出的最终报价约为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一半，仅为荷兰菲利浦的30%，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宝贵外汇。三是引进工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李先念、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到福州视察了万门程控，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香港电话公司总裁特地前来考察后也决定引进30万门程控电话，并称赞“福州走在香港的前面”。四是通过引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经验。五是福州成功地引进万门程控以后，在我国通信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轰动效应和示范引导效应，我省厦门、泉州、漳州等市以及全国部分大中城市都相继进入引进程控电话行列，我国邮电通信技术进入与世界同步的大发展时期。”